房伟 | 王小波之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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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陵园位于北京昌平区，处于风景秀丽的京西北山麓佛山脚下。佛山与明十三陵所在的天寿山一脉相承，峰顶宋代曾建有上方寺，香火极旺，钟声绕谷，鸟兽驻足，因而得名“佛山”。
1993年，昌平市政局开始建造佛山陵园。陵园依山而建，园中林木葳蕤，清幽寂静。如果在秋色深沉的季节，你顺着陵园右首的“新八区”，铺满金黄落叶的小径上行，就会在山顶看到一块天然巨石，上有一行青色大字：“王小波之墓：1952—1997”。巨石呈赤红色，若燃烧之火墙，中下部掏空出一石匣，以放置骨灰，作家王小波即长眠于此。
1997年，王小波去世后，李银河数次为其选择墓地，都因墓制过于呆板而作罢。李银河想给王小波选一个“独特别致”、“充满艺术气息”的安眠之地，而不愿遵从那些整齐划一、横平竖直的严肃布局。李银河最终选择了刚开放没几年的佛山陵园，花了六千元购置了这块墓地，精心设计了与众不同的墓碑，并请一位书法家朋友写了“王小波之墓”的字样。
每年4月11日，王小波的祭日，李银河与王小波的家人都要来此祭奠。这里也常会有王小波的崇敬者前来祭拜。只要你在陵园入口，向卖鲜花和祭品的小贩打听“新八区”，他们多会说：“您是来看王小波的吧？”巨石下的青石板上，有很多纪念留言，有的则在石头上贴上纸，写着诸如“谢谢你，让这世界变得更美好”之类的话。还有一些二锅头酒瓶。这都是仰慕者以亲切的方式表达着对逝者的怀念。
站在王小波的墓前，俯身鸟瞰，青山旷野，松涛如咽。
1997年4月10日，春寒料峭的时节，北京郊区顺义王小波居住的小区，夜深人静之时，突然传来了凄厉叫声。很多邻居被惊动了，却无人出来查证。没有人注意到，一颗闪亮的星星即将坠落……作家王小波，悄悄地告别了人间，也震惊了文坛。
对王小波的死亡，母亲宋华有详细描述：
原来小波10日下午去了他的住处，3点还去房管科交了费，6点钟时，有人看见他在楼下散步，10点钟的时候，邻居看见他的屋内还亮着灯。约11点半钟的时候，楼下的邻居听到他喊了两声，是非常痛苦的惨叫。11日早晨，邻居们互相交谈着小波的惨叫，然而谁也没有想到，一个年轻的大汉，会在家里突遭不幸。又过了7个小时，到了下午3 41 36883 41 15262 0 0 3302 0 0:00:11 0:00:04 0:00:07 3303点左右，邻居们不见小波出来，意识到可能出了什么事。他们上楼去，推开门，看见小波已经倒在地上。他面顶南墙，身体弓着，已死去多时了。他走得太突然，后来经公安法医验定：心脏病发猝死。我知道了小波的噩耗，当时虽然很冷静，但心如撕裂，万分悲痛！
这是一场猝不及防的“偷袭”。
王小波一家（前左二为王小波）
很多人认为，如果抢救及时应能避免。但王小波去世后，曾有一个详细尸检，才发现他已患严重的心脏病：“左心室内膜增厚（超过正常内膜厚度10倍），左心腔扩张”，结论是“内膜弹力纤维增生症”，患者“因心力衰竭死亡”。多年以后，我还依稀记得，最初读到王小波的小说《绿毛水怪》时的感觉。灵动，清澈，深情，却又高傲无比，骨头里深藏着对秩序和权威的不屑一顾。可是，这样强悍的头脑，却有一颗“脆弱”的“心”。王小波以“面对南墙、弓着身子”的躺卧姿态，离开了这个让他爱恨交织的世界。没有鲜花和掌声，“冰冷的南墙”是最后的隐喻。但斗室之内已成身体的监狱，他只有独自面对死神的苍白面孔。
王小波的死讯传来时，李银河正在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。那几天，她一直感觉心发慌。李银河的姐姐，给她打了越洋电话，说，你快回来吧，出事了。李银河的心猛地揪做一团，急忙问什么事，姐姐却并没有言明。第二天，她乘坐飞机赶回北京，路上有位中国社科院的同事说，小波真是一个诗人，连走了也这么诗意。她一下子就猜到是小波出事了！泪水顿时充盈了眼眶……
去世前的一段日子，王小波已显露出了一些病状。这些病状甚至一直伴随着他。他从小就嘴唇发紫，他也猜测自己患有心脏闭锁不全的问题，但从未到医院检查。他还常向朋友抱怨，说屋子里的暖气太热，让人喘不过气来。
王小波的最后一篇稿子给了《南方周末》。此前，他一直用传真向《南方周末》编辑部传稿，那一次，编辑何保胜收到的传真一片空白，第二次同样如此。“这事儿太诡异了。”他给王小波打电话，第三次收传真，何保胜才终于看到稿子。不久，他听到了王小波去世的消息。
逝世前，王小波的作品在文坛的影响越来越大。病魔似乎成了挡在他面前最大的敌人。曾采访过王小波的黄集伟惋惜地说：“太可惜了，当时曙光就在前面。”虽然他的小说发表阻力依然很大，但杂文很受读者欢迎。
王小波去世后的一个多月，共有约一百四十多家海内外媒体发布了有关报道、评论和悼念文章，互联网有人制作了王小波专页。王小波的某些话像格言一般被流传，如“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，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”，等等。
王小波去世前，他的“时代三部曲”几经曲折才由花城出版社接手决定出版，出版社本来还为书的销路担忧，但是，随着王小波的死亡，情况旋即出现突转：出版社每天收到来自五湖四海的问询，购书单雪片似地飞来。一时间洛阳纸贵，“时代三部曲”登上各地排行榜。一位资深记者说：“多年来，没有哪一部严肃小说受到这样广泛的关注，它几乎是家喻户晓了。”台湾著名作家张大春也曾盛赞王小波“恐怕是中国现当代小说史上第一人”。
然而，逝者已矣，静静地睡在太平间的王小波，永远无法聆听这“山呼海啸”般的反应了。4月16日前后，王小波的死讯刚传开时，他的家人，如哥哥王小平、弟弟王晨光、大姐王小芹、二姐王征都在美国，妻子李银河远在英国，北京只有老迈年高的母亲宋华。此时，王小波的好友胡贝、赵宁等人，主动出来帮着主持治丧事宜。
胡贝说：“小波没单位，也没加入作协，他的事得由我们来办了。”于是他们就在高教部宿舍（王小波母亲家）大院里借了一间房子，拉了两根电话线，接上一部传真机，作为“王小波治丧办公室”。
1997年4月26日上午，八宝山一号大厅，三百多名各界人士赶来送王小波最后一程。除王小波的亲友，还有很多自发的吊唁者，他们大多来自传媒界、学术界、文学界，还有一些素味平生的读者。根据李静的回忆，那天八宝山几个摊点的鲜花，都被人们抢购一空。这些手持鲜花的送葬者，用沉默与花朵，表达了对王小波的敬意。其中，不乏一些文化名人，如著名电影导演张元，导演吴文光，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李家辉，著名学者秦晖、丁东、谢泳等。
追悼大厅前方的舞台上，是湖水蓝的幕布，下面用黑布巾结成了蝴蝶结，黑色的横匾上悬挂着几个大字：安息吧，小波。下面是王小波青年时的照片。王小波遗容安祥，但他遗体的额头却有一块褐色伤痕。由于心脏病发作引发的剧烈疼痛，王小波可能曾用头抵墙，甚至用牙齿刮咬墙壁。因为他临终前寓所的墙上有牙齿划过的痕迹，地上有墙灰。
现场的气氛很悲伤，可是，一些敏感的朋友，还是发现了异样。花城出版社的编辑钟洁玲就为此而发出质疑：“奇怪的是，当中没有作家协会的人员，也没有一个小说家。要知道，王小波首先将自己看成是一位小说家，但是，在他死的时候，他的作品没有进入主流文学的视野之内，直到今天……仍然没有……王小波没有单位，也没有加入作协，生前他说过：‘听说有一个文学圈，我不知道它在哪里。’他是一个局外人，但却是一个真正的作家，一个为自己的真理观服务的自由撰稿人。”
为避免节外生枝，治丧委员会的几个朋友，撤去了所有前来吊唁的人们送的挽联，只保留作家刘心武（当时却未能赶到）的一副“愿小波先生在天堂快乐逍遥”。也许，“快乐”二字，既包含了王小波创作的特质，也蕴含了亲友们对他生前状态的理解——这个把快乐带给大家的作家，其实很少真正快乐过，或者用小波生前的一句话说：“我一生都活在抑郁之中。”
上午10点左右，追悼会开始，大家排成两行，鱼贯进入大厅，向王小波遗体告别。大厅里放着的不是哀乐，而是贝多芬的奏鸣曲，据说这是王小波爱听的乐曲。王小波去世的时候，“时代三部曲”尚未印好，出版社特意赶制了三本书的封面。钟洁玲和胡贝等人，将书的封面依次摊开，摆放在覆盖王小波的白色床单上。
突然，胡贝发现，在大厅走廊里，还站着三四十人，看样子也是来送小波的。他们是一群面带悲伤的男人，手捧鲜花，神情却有几分怪异，他们有的肃立，有的蹲在地上，但没有一个人说话。
胡贝走过去，对中间看似领头的一个男子说：“既然来了，就请到大厅一起去送小波吧。”
那个男子却哽咽着说：“不用了，我们能站在外面送小波先生一程，就很满足了。”
胡贝有些发懵，还是客气地把这些人往里让。那男子只是推辞。
这时，那男子惨笑了一声，大声喊道：“小波先生是个好人，他把我们当人！”
这时候，胡贝才突然醒悟，他们是王小波和李银河做同性恋调查中的受访者，在当时尚属保守的社会氛围中，王小波给予了他们平等的尊重。这绝不只是挂在嘴边说说的宏大门面，而是王小波默默遵从的精神原则。
王小波、李银河合照
追悼会结束后，大约下午3点，李银河、王晨光与胡贝、赵宁，抬起王小波的遗体，将他送入焚尸间。眼看从此阴阳两隔，众人早已泣不成声。按照八宝山的规矩，胡贝将两瓶二锅头和两条金箭烟轻轻地放在了火化工桌上。为让小波走得安心，亲友们特别申请了当时最先进的电子控制火化炉，该炉是从日本引进的，号称“远东第一炉”。
然而，火化过程中出了点问题。当火化工缓缓按下按钮时，机器居然没有如期运转。那位师傅用低低的声音说，这位先生，您的东西，我不能要了，还请您帮个忙。胡贝忙问要干什么。师傅请胡贝在机器启动时，用胳膊顶住安放尸体的钢架，将小波送入炉火中。
胡贝看了一眼那个钢架。王小波的个子大，躺在那里，脚还露在外面不少。机器再次启动了，胡贝和王晨光顶住钢架，轻轻地移动着，一点点将小波送入炉中，眼泪却禁不住又一次流了下来。多年以后，在人民大学西门的一个茶吧，当胡贝先生向笔者讲述那一幕，依然泪流满面。他坚持认为，那是小波舍不得走：他境界高远的事业才刚刚起步，他对美和爱的执着追求，才刚刚为世人所了解，却因意外撒手人寰，这怎生不令人痛断肝肠，惋惜不已。
王小波想到过死亡，思考过死亡，但死亡的到来却猝不及防。生前接受意大利独立纪录片导演安德烈的采访时，王小波笑着声称，目前还没考虑死亡的事。然而事实是，虽然只有四十多岁，但他的作品和生平言行，却好像总在进行“人生冲刺”。他对人声称，四十岁之前的生活值得过，过了四十岁，就是被生活慢慢阉割的过程。这是一种清晰的死亡意识。或者说，王小波的写作和价值观，总是有一种“青春气质”。他惧怕衰老，惧怕死亡对存在感的剥夺，惧怕一切“貌似”老成持重的东西。他不是“向死而生”，而是“以生抗死”。王小波的早期小说《我在荒岛上迎接黎明》，曾谈到死亡对青春气质的否定：
我久久地凝视着黑夜。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死。到我死时，一切感觉都会停止。我会消失在一片混沌之中。我害怕毫无感觉，宁愿有一种感觉会永久存在，哪怕它是疼。
多年后，人到中年的王小波，又在《三十而立》中，戏谑地写过自己的死亡：
事实上，我要做个正经人，无非是挣死后塞入直肠的那块棉花。
我根本用不着这么做，我也用不着那块棉花，就算它真这么必要，我可以趁着还有一口气，自己把它塞好，然后静待死亡。自己料理自己的事，是多么大的幸福！
在王小波看来，所谓“死后哀荣”，如果抽去话语光环，无非是给自己挣一块“塞入直肠的棉花”。
死亡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，它为生命赋予永恒的终止的尊严；死亡又是不公平的，它让死者在历史中留下了大大小小、深浅不一的痕迹。
本文节选自房伟《王小波传》。
值班主编 | 董啸 值班编辑 | 肖光文
这是第 171 篇文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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